1981届校友杨厚君先后撰文追忆高中时代的几位恩师——祝助春先生、孙昌瑞先生、方送南先生、金跃先生……他们中或斯人已逝，或已步入耄耋之年。当年在课堂内外给予学生的教诲与陪伴，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温暖记忆，也共同铺就了野寨中学1980年代最温馨的教育底色。
高二班主任祝助春先生也是我的高二数学老师。据说我们毕业后不多久，他就调回他老家池州去了。后来再据说他就仙逝了。也就是说，高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祝先生，可是，我却常常想起他。尤其常想起当年因为自己的粗心，与清北失之交臂，他对我的失望。
清晰地记得最后一次见高二班主任祝助春老师，我清晰地记得是1981年7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老师在县粮食局招待所等着我们去看高考成绩。到达招待所时，祝老师的房间围着很多同学，他们谈笑风生，也有几个同学低着头走出来。低着头的一定是考试结果不理想的，谈笑风生的一定是考试结果超出预期的那部分同学。怀着忐忑的心情，考取大学我是有把握的，但是能否考取班主任老师给我定的目标北大、清华心里简直就没底。
高考期间，我住在姑妈家，房子前面有条小河。六岁之前，父亲长期在外地荣复军人疗养院住院，母亲带着姐姐和我。邻居小伙伴经常恶作剧地拿石头把我家屋顶上的瓦片砸碎，妈妈忍声吞气，我们小孩子家家的更不敢出面。从小就被邻居伙伴欺负，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再热的天身上不盖点东西都是睡不着觉的。姑妈并不知道我这个奇葩的习惯，我又不敢说——从小胆子就小。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姑妈踮着脚尖来看我时，我就装着睡着了，整个上半夜我都在和自己想睡与睡不着之间战斗。终于熬到下半夜凌晨两点多的样子，熬不住了，昏昏然似睡非睡时，门口河里有人放炮炸鱼，放炮声、打鱼声、打鱼人的喊声，一时间真是硝烟四起，瞌睡彻底被炸鱼的战斗冲得无影无踪了。早晨起来，姑妈问我睡好没有，我善意地撒谎说睡得挺好。上午考语文，语文老师汪南松先生挥汗如雨地站在考场外，我提前一个小时交卷。老师对我的语文知识有着高度的信心，径直问我作文怎么写的，我和盘托出，老师高兴地说放心了。数学是我的长项，我如法炮制提前一小时交卷。两天半的考试，我始终在亢奋状态中，考下来，内心自信满满。考完后，告别姑妈，扒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回家去了。
当我走进祝老师的房间时，刚才的热闹一下子戛然而止，空气瞬间凝固，祝老师的脸上乌云密布。我怯懦地问：“老师，请问我考了多少分？”等了足足有一分钟的样子，祝老师终于开口了：“你考得不好。”接下来整个房间又陷入了沉默，谁都不敢吭声说话，我差点就急出了眼泪！我抬头望了望窗外，一只燕子飞过，招待所服务员送开水来了，沉默终于被打破。老师说：“重点大学有的上，清华、北大肯定上不了了，你数学为什么没考好？”祝老师是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我可是他的得意门生，为什么数学没考好，一时间我一头的雾水。我说不会呀，都会做呀，都做了的呀。老师的气也慢慢地消了，便把其他同学的成绩给我看，我纳闷：怎么数学还有100多分的呢？老师说数学总成绩120分，当然有100分以上的啦。哦，原来是这样啊！1981年以前，安徽省高考数学总分都是100分，附加题20分不计入总分，平时做的模拟题也是这样。考试时，我快速地做完前面100分的题目，附加题看都没看，心想反正也不计入总分，就这样得意洋洋地提前交卷了。可是附加题我是会做的呀！我痛心不已、悔不当初，心情沮丧到了极点，眼泪在眼眶里来回打转，老师这个时候反过来安慰起我来了。这一跤摔得太重，成为我终生的痛，也铸就了我这辈子对待任何事情都特别严谨认真的态度，教训太惨痛了哇！
祝老师带完上一届毕业班紧接着带我们这个毕业班，第一次到教室来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中等身材，脸色红润，上嘴唇微微有一点上翘，肚子浑圆，脑袋也圆圆的，现在想来有点弥勒佛的样子。他走上讲台也不自我介绍直接讲数学。与其说老师是上课，不如说是唱歌。祝老师上课始终是一种唱的腔调在讲课，如“x+y=?”，他会说，唉（音调从低到高拖得很长），然后说“那个x+y呀”，再说“等于几呀？”，最后这个“呀”，音调从高到低拖得很长。刚听课时，同学们都想笑，但又不敢笑出声音来，都面面相觑憋着，一堂课下来，大家都把脸憋红了。下课铃一响，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出教室，想出来大笑一番，却也笑不出来了。
祝老师上课“唱”得特别流畅，唱得特别认真。有一次下课，我偷偷地翻看了老师的备课笔记，他的字谈不上写得怎么好看，但是一笔一画特别工整，重点标注特别明确，甚至在某处用红笔写着“讲两遍”，还打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祝老师看起来有点凶，但很少批评学生，每当我们遇到问题，他“唱”得极其有耐心。老师也有凶的时候，高二上学期我就领教过好多次。当时已经进入冬季了，下完晚自习已是夜色阑珊、寒气袭人，我们匆匆地上床。不舍得马上睡觉，熄灯后我打着手电筒钻在被窝里看书。班主任晚上是要检查学生寝室的，好几次被子的缝隙出卖了我，被老师逮个正着。老师静悄悄地走到床边把手伸进被窝拧住我耳朵，我方如梦初醒，右手撑着床弓着身子看着老师。老师也不言语，把双手靠在屁股后面，静悄悄地走了。晚上睡晚了，冬天早上的被窝是诱人的，总想在床上多赖几分钟，早操便迟到了。老师要我们迟到的同学在四百米的跑道上加跑四圈，然后到他家门口站着，老师住的是校园里的“别墅”。北风萧萧，如刀子一般割在脸上，我手足无措。老师的女儿拿着盆和碗到食堂买早餐，我心里就像有只兔子在躁动，好想抬头看一眼少女的脸庞，可就是没有那份勇气。等少女走远了，我偷偷瞄一眼少女的背影，像做小偷似的。老师一家吃罢早餐，“回去”两个字把我们打发回了教室。饥肠辘辘地听课，我利用课间休息十分钟时间，如离弦之箭冲到校园外买根冰冷的油条边走边啃，就是那样不巧，跟老师撞个满怀，自然免不了又是劈头盖脸一顿批评。只要不违反学校纪律，因为成绩好，平时老师还是喜欢我的。
直到高二下学期，大概高考前两个多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戴着草帽，低头和道班工人一起修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从我身边骑过，又下了车，推着车折返回来了，走到我身边。我抬起头，坏了，竟然是祝老师！我的高中学校是省重点中学，我们上学那会儿老师和学生都没有休息日，一周七天雷打不动地要上课，奋战高考不休息。祝老师扯着我的衣袖问我怎么回事。事到临头，只好坦白，希望从宽，我把家里的窘迫和高中以来每个星期天都在道班修路勤工俭学的情况如实报告了老师。老师听完，眉头皱了皱，什么话也没说，骑着自行车走了。老师骑得很慢，看得出来他在思考着什么。从那以后，老师再也没有罚过我站了。每次走到我面前，那种同情怜悯之中带有几分怜爱的表情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我是能敏锐地感觉得到的。
我当年虽然没有考取清华、北大，但也算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一直读到博士研究生毕业。老师在我们高中毕业不多久就调离了我的高中母校，据说回到他的老家，继续在一所高中任教。从此，音信全无。
约莫七年前，我回高中母校，和其他老师聊起我的高二班主任，方才知道祝老师八年前已离开人世，当时无比难过，可是眼泪就是没有流出来。
憋了七年的眼泪，今天终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在为您哭泣，我在为您流泪，老师，您知道吗？
泪水模糊了眼睛，“唱”课的祝老师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涓涓细流的爱，润物细无声的爱，永远在我心头萦绕。
“唉，那个 x+y呀，等于几呀？”老师，您在天堂还在“唱”吗？
2018年08月07日深夜于成都温江
忆高一语文老师孙昌瑞先生
如果说现在的我还算有点思想的读书人，那孙昌瑞先生便是我思想上的启蒙老师。我读高一时，孙先生是我的语文老师；我读高二时，他则是我的政治老师。此后几十年，我们来往不断。孙先生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但每次见面，他都和我侃侃而谈，纵论古今中外。所以，每次见孙先生，对我都是一场思想的盛宴。尽管孙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但他在我的心目中却永远活着。
1979年夏天，差2.7分，我未能实现吃麻袋粮的心愿，不能上中专，偷偷地蒙在被子里大哭一场，带着沮丧的心情跨进市重点高中（现为省重点高中）。低落的心情使我无暇领略校园的景色，懒洋洋地走进教室。
第一节45分钟的数学课，思绪还没有从失败的情绪之中抽离出来，压根儿就没听进去老师讲了些什么。踏着第二节课的上课铃声，语文老师走上讲台，班长喊过起立之后，全班同学齐刷刷地站起来，老师微微抬头，和颜悦色地微微点头，班长喊“坐下”，我们又都坐下。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伐檀”两个粉笔大字，粗细均匀，字体方正，颇具柳公权的风采。老师旋即转身面对我们，抬起右手似拿着一把斧头有韵律地“砍”“砍砍”开始朗诵，字正腔圆，标标准准的普通话。我昂着头仔细端详着老师，约莫40岁，中等身材，千层底的黑色布鞋，灰色的裤子、白色短袖衬衣纤尘不染，端端正正的脑袋上头发微微卷曲，一口白净的牙齿，戴着一副棕色边框的眼睛，典型知识分子范儿，深深烙进了我的脑海里。
老师让我们跟着他朗诵：“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我们朗诵了三遍，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翻译，然后讲解文章的写作背景。一堂生动有趣的语文课在老师的诙谐谈笑间就结束了，我们一个个还沉浸在古文描述的情景中不能自拔：真是从未遇到过这么有趣的老师和这么有趣的古文！后来我们才慢慢明白，这不关乎古文好不好，而是老师讲得太生动有趣了。
下课了，老师目不斜视、两步一丈、昂首挺胸地走了，老师的背影和《伐檀》从那一刻起就在我的心里生长发芽了。课堂上读了三遍的《伐檀》竟然永生不忘，这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心得。
语文老师孙昌瑞先生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嘉山县（今明光市）一所中学任教，之后因为潜山县一名老师要调回家乡嘉山县，作为交换，孙先生便由嘉山县调到潜山县（今潜山市）双峰公社初级中学，“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孙先生又被调到我们就读的市重点高中野寨中学。
先生教授我们高一语文和高二政治。先生上课极少站在讲台中间，常常跨进教室一步站在讲台下学生第一排位子前面45厘米左右的地方，微微侧着身子，一眼就能看清每一个同学，我们也能真真切切地看清老师。渊博的知识，诙谐风趣的讲课风格，加上极富表现力而又十分内敛的手势和表情，使得他的课成为我们同学最爱听的课，无论语文还是政治都无一人开小差。到了冬天，先生脖子上常常系一条似乎是灰色或天蓝色的围巾，在先生本已儒雅的气质上又加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那条围巾披在先生的肩上是那么地恰如其分，换了别人恐怕是hold不住的。
因为喜欢和崇拜先生，很快我就成为先生的拥趸，课余时间常到先生宿舍请教。先生对待学生极富耐心，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先生学富五车，他温润如玉、白璧无瑕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
进入大学后，我们始终关注着先生，陆陆续续在《安徽文学》《散文》等文学期刊上读到先生发表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先生的作品文风朴实、意境隽永、立意高远、发人深思。
1982年夏，先生被调至安庆市行署教育局教研室任政治教研员（后任副主任、主任），夫妻二人才得以团聚。我在武汉大学就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来回必经安庆，便常造访先生府邸。先生的府邸系老式安庆的四合院，住了好几户人家，平时很少言语的先生深得周围邻里的敬重，每次我去先生家里邻居都对我特别客气。邻居们深受先生儒雅气质的感染，显得有涵养起来。师娘是纺织厂的普通女工，那么多年夫妻两地分居，一个柔弱纤细的妇女独自带着一儿一女，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实在难以想象。从师娘对我们的热情来看，我揣摩师娘或许也是先生的拥趸。
先生不仅文学素养深厚，对社会现实也观察得入木三分，看问题总能突破现象看本质。清楚地记得，1987年夏天路过安庆约先生茶叙，谈到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时，先生说中国社会面临的最深刻也是最难解决的有三大问题：一是农村问题；二是青年问题；三是干部问题。时间过去30余年了，先生对问题的认识真是一针见血，30多年的社会现实就是最好的印证。
去年国庆期间，我邀约几个高中同学请先生小聚，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好不热闹，唯有先生安安静静，一同应约的姚先生问道：“老孙怎么不说话呢？”
先生答：“我思，故我在。”
孙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和敬仰的大写的人！
2018年09月30日
怀念我的几位英语老师
上初二时，学校开了英语课，那时候，WG刚刚结束，还不知道高考为何物。同学们没有几个人好好学习这门课，其实，我也不知道英语是干什么的，但我却像着了魔一样喜欢ABC。因为我的喜欢，自然深得英语老师的喜欢。待我们上高中时，虽然恢复了高考，但英语不计入总分。即便如此，我仍然是喜欢英语的，同样因此深得英语老师的喜欢。所以，我对我的几位英语老师记忆犹深。
读季羡林老先生的《汉语与外语》，不免让我想起学习英语的经历，从初中到博士教过我英语课程的老师形象又一次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学习英语，到底花了我生命中的多少时间和精力，实在无法进行准确计算，可是，到如今我竟然不能流利地说英语，连看英文报刊杂志还非得借助英汉字典不可，真是惭愧。
按照季羡林先生的说法，应该是我学习语言的方法不当，可是我却认为是因为自己的语言能力不足。莫说英文，在武汉30年，武汉话不会说；到成都也9年了，成都话也一样不会说。这不是能力不足还能是什么呢？奇怪的是，不论是广东话，还是上海话，我却能很快听得懂。语言这东西确实奇妙。
言归正传，还是来谈谈我的英语老师吧。初中二年级，公社中学开始开设英语课程，全校仅一名英语老师。1977年，国家刚恢复高考，英语未纳入考试科目。全国重点贫困县的农村中学能开设英语课程，在当时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了。走进我们教室的英语老师，中等身材，身体端正，面庞也端正，满头银丝。上课时，没有啰嗦话，从“a”开始教。先生姓程，名康儒。任何时候，在学校，或者在校外，先生总是不愠不怒，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先生在课堂上，从来不批评不认真听课的学生，也不表扬学习好的学生。当时教我们语文、数学和其它课程的老师，大多是高中毕业的年轻老师，个性张扬，相比之下，程先生人如其名，儒雅的风范似乎从他的每个细胞里散发出来。从第一堂英语课开始，我就喜欢上这位有着长者风范的先生，同时也喜欢上异域的语言，学起来自然兴趣盎然。每次英语考试，不想考第一都难。上初中时，中午我们都在学校食堂吃饭。学生从家里带米交给学校，学校给学生发饭票。米有籼米和粳米之别，籼米发饭，交一斤籼米领一斤饭票，粳米则需打折，交一斤粳米领八两饭票。程先生除了教授英语，好像还教初一年级的生物，那年月老师少任务重，先生还要负责收米。我从家里背着十来斤粳米交给程先生，先生拿着称一称，多重的米，他发我多少斤饭票，从不打折。每次我从先生手上接过饭票，用怯生生的眼神看着先生，先生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喊：“下一个。”其时，我家是全公社首穷，先生可能是知道的。我交粳米从不打折，这个秘密已经在心底隐藏了40多年，今天第一次对外公开。先生的脸上永远是那样的慈祥，其实，对于先生的心理活动，那时候我就是懂的，我始终也是发自内心爱着先生。
后来到学校看过几次先生，从先生的表情我能读出先生是明白我对他的感激，但我从未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据说先生已经作古多年，即便是若干年之后，我们在天堂相遇，我仍然只会对先生报之当年怯生生的一笑，不会说出半句的感激。因为对先生的感激，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高中英语老师方送南先生40出头，身材匀称，气宇轩昂，走路带风，高高的鼻梁，藐视一切。方先生脾气有点火爆，对学生也是爱憎分明，自然喜欢英语成绩好的学生。方先生教英语纯属自学成才，按照严格的标准，他的发音应该不够准确。奇怪的是，他的学生每次参加全省英语竞赛，总有两三个学生的竞赛成绩能进入全省前五十名。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偏远山区的高中来说，确实来之不易。记得高一英语课文第三篇文章是“Monkey and Crocodile”，先生先教我们念单词，然后带着我们读课文。快下课时，他突然问：“有没有哪位同学能把今天学的单词背诵出来？”顿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大概是沉闷了一会儿，见没有人举手，先生准备下课，这时，我突然鬼使神差地举起了手。先生见有人举手，自然高兴，他说汉语，我背英语。结果，我自己都大吃一惊——我竟然一词不差地把当堂学习的二十多个单词准确无误地背诵出来了！从此，先生自然对我刮目相看。真是教学相长，一份耕耘一分收获。1981年高考，安徽省把英语考试成绩按50分计入总分，我考了全校前三甲。高中毕业后，我和方先生保持着多年的联系。对方先生的感激，我是溢于言表，先生也很受用。
教我们大一英语的胡先生身材高大，鹰钩鼻，颇有点老外的模样，一出口，典型的俄语发音，与英语简直是南辕北撤。大二英语老师是一位30岁上下年纪的女老师，方脸，身材也呈方形，每次上课都穿着一件军绿色的上衣，从她身上我寻觅不到那种女人味。凭着中学时期的老底子，大学时期我的英语成绩仍在班上名列前茅，可是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始终调动不起来。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时期的英语老师，时至今日，我还能记起他们的姓名，老师的形象也是历历在目。但学习英语的动力也仅仅停留在拿学分确保拿学位的意识上。再到后来，遇到职称英语考试，对付对付就过去了。学习英语的动力和兴趣随着时日的流逝也被冲淡，终至不得已是不会去碰的。
从初中到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教过我英语课程的总共七位老师。今天回想起来，初中的程康儒先生和高中的方送南先生，他们是把情感和爱融进了他们的教学生涯。而大学里的五位老师则把教授英语完全当作了他们的职业。这么说，似乎有自己没学好而责怪老师的嫌疑，或许对大学里的老师有些不公平，但是这就是一个学生的切身感受。
我在母校武汉大学当过七年老师，我深感教师是一份非常特殊的职业。尤其是小学和中学时期，学生处于青春发育成长期，学习是师生合作的一项伟大事业，老师的引导对学生学习动力的构建更加重要。一个老师的人格魅力和老师身上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
我很幸运，在我的生命里，有过程康儒和方送南这样给过我温暖给过我内心至善支撑的敬爱的老师。他们给予我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文明的种子。
2019年08月14日
忆高中物理老师金跃先生
[导读]：高中物理老师金跃先生和化学老师陈维仕先生，特点鲜明，按理说比较好写，我也一直想写，但是，每次动笔，又不知道从何谈起。如果不是有人把金先生拉进我们高中年级微信群，如果不是他说他戒烟了，这篇文章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动笔。
今天，高中同学把金先生拉进班级微信群。让我再一次忆起金先生。金先生是我高中时期的物理老师。金先生，当然姓金，名跃。
坦白地说，金先生和教我们高一数学的王宁泉先生，这两位先生，我最陌生。高一上学期，数学成绩不好，自然对王先生的印象颇寡淡。除了“弹性碰撞”测验时考了满分，整个高中期间，我的物理成绩在班上勉强只能算中等。高考时，物理考得一败涂地，自觉不及格。可是，高考化学，自觉应该得满分。高考成绩出来，物理居然74，化学79，与我预想的，物理47，化学97，两门课程加在一起都是150来分，也就放弃查分的念头。
因为物理成绩不好，我和金先生的身体和灵魂距离都很远，敬而远之。所以，直至今日，金先生对我，仍是谜一般的存在。成为我们的老师之前，他从哪里来，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他的年龄有多大；我们毕业后，金先生生活得怎么样，身体可好……这一切，我一概不知。毕业四十年来，我竟然没有见过先生一面。
但是，只要有同学提起金先生，我脑子里就会浮现庄子的形象。他是一个独来独往，不太与其他老师过于交往的人。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永远活在他的物理世界里。两年高中生涯，我到先生宿舍只去过一次，好像是某一次考试没考好，他要找我训话。他的宿舍里摆满着被他拆得七零八落的各种无线电设备。我敲门进去，他正埋头焊线圈。我诚惶诚恐地问：“金老师，您找我？”他扭头朝我笑了笑，那是他招牌式的笑，他对谁都是那样的笑。他说：“没多大的事。”他又低头捯饬那堆“废旧物资”。我说：“金老师，我走了。”“好，好。”他没看我。“好，好。”也是他招牌式的语言。在路上，不论谁喊他，他一定是招牌式的笑，然后配上招牌式的“好，好。”
金先生并非我们本地人，似乎是望江县人，我没有证实过我的判断，我的判断是根据他的发音做出的。据说，他是我们县的女婿。班上有几个同学离先生家比较近，他们常到先生宿舍，我们着实有点羡慕。
尽管物理成绩不算好，但是，我听先生的课是认真的。先生讲课趣味盎然，一点不觉枯燥。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死读书，读书死。他总是告诫我们不能读死书。
刚才，我通过微信告诉先生：“金老师，您多次救了我的命。”“没那么严重吧，我都不知道哦。”先生说。我告诉先生，2000年夏天的一次车祸，2011年正月初二的一次高空坠落，如果不是先生您当年物理课堂上不经意地说过“遇到意外情况时，身体一定要呈球状”这样的一句话，我铭记在心，那两次意外，很可能我就命丧黄泉了。先生说，不记得了，他只记得上课描述过“球体体积最小”的概念。
金先生有次上课时说：“以后你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想想自然对数e”。这句话，先生还记得，我更记得。当年，硕士研究生期间，做了大量试验，试验数据非常分散。那段时间，真是食不甘味。答辩的日子越来越近，看着那些数据，真是欲哭无泪呀。有天中午，躺在床上，我突然从床上像弹簧一样地弹起来，把同宿舍的同学都吓懵了。他们问我怎么了，我说刚做了一个梦，梦见高中物理老师了。我把自然对数e代入，就在那一瞬间，一条条拟合出来的曲线，就像天上雨后的彩虹。一篇优秀的硕士论文就此诞生。
从此，自然对数e成了我的最亲切的“挚友”，也是最温馨的“知心爱人”。做博士论文时，想都不用想，自然对数e，我信手拈来，解决大问题。当然，在后续的技术生涯里，自然对数e，自然是我不可或缺的标志性的幸运的符号。
这一切，今天以前，我从未告诉过先生。且以此文，算做对先生两年教导的一次汇报和回报。
先生当年就是烟不离手的超一流烟民。请问先生，尚抽烟否？凭我的判断，您不应该戒烟。否则，您将泯于众人。
2021年6月30日
作者杨厚君，野寨中学1981届高中校友，工学博士，教授级高工，西南石油大学兼职教授，业余写作，已公开出版十部散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