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张竟达先生终其天年，享年九十。

张主席仙逝的消息，我是事后从牌楼中学75届同学群里得知的。那几天，天气阴沉，下着小雨，我因一个多月前腰部跌伤，遵医嘱在家静养，消息闭塞，因而没能赶去送先生一程，实为憾事，思之不安。

张竟达先生没有教过我一堂课，但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确实是我当之无愧的老师。

1963年，我在野寨中学读书。初二暑假前，赶上汛期，洪水漫到了学校大门口。宽阔的河面上，混浊的河水打着漩涡，一浪高过一浪，倾泻而下。被洪水困在学校的我们，归心似箭，匆匆登上了渡船。船到河中心，船老大要向每人收5角钱的过渡费。平日里过渡，我们5分钱的过渡费都常常给不起，何况放假了，哪个穷学生的衣兜里还有5角钱。窘迫中，同渡的张竟达主任(其时，他在野寨中学担任教导主任)，二话不说，连忙为我们每个人付清了过渡费。我很惊讶，他说：“我家也在牌楼，我们是老乡呢!”就这样，我在过野寨大河的渡船上认识了张主任。

那时候，张主任风华正茂，高高的个子，戴副金边眼镜，见到了学生总是面带微笑，威严中透着慈祥。他好像不直接授课，在学校里我们接触很少。别看他平日温文尔雅，在球场上却是一名健将。周末，学校组织篮球赛，我们在一旁观战。张主任戴着眼镜，在场上远距离投篮很准，一路小跑，拍一下球，一个远投命中，赢来掌声一片。我那时很幼稚，一边看一边想，戴了眼镜打球，就不怕眼镜掉下来?球赛结束，竟悄悄来到他的身边，发现原来是眼镜两边用细线系紧，套在脑后。我不禁莞尔一笑。

再次见到张主任，应该是好多年以后了。那时，他在县教育局任党组成员、教育股长，我在家乡牌楼公社方塝小学教书。那年头，为了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各级师范院校开始举办进修班。一天，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诉说了想进太湖师范进修的愿望。他说，莫瞎吵，要进修也是到安庆师范去!不久，局里通知我到安庆师范中学教师培训班进修。潜山中文专业有周著中、严云义、方桂林等。他们都在中学任教多年，而我还在教小学。猜想，我之所以有这次机会，肯定与张股长的推荐有关。

1979年下半年，有一次在县城他见到我，问我可会骑自行车，如不会，要学会骑。我回答说，早就会骑了。他笑了笑，并没有说什么。年底，县教育局党组通知我到教育局上班。原来，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我披露工作调动的信息。

于是，我来到了他身边工作，有机会亲炙他的耳提面命。我半开玩笑说，您是股长，我是您的股丁。他听了笑着说，哦，还有这个说法呀!在他手下工作，轻松自由，他是“无为而治”，给我布置工作，也是用商量的口吻，全然没有盛气凌人的命令式。刚上班不久，他让我整理被评为安庆地区教育先进个人的槎水中学王去非老师的先进事迹材料。而我听说，这材料已由局里的一位同志整理过，他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写。”后来，我到槎水中学召开座谈会，采访王老师，以《为伊消得人憔悴》为题，将其事迹整理成文。在安庆地区召开的表彰大会上，王老师的发言有声有色，赢得好评，主持会议的地委委员、宣传部长邓竹虚还站起来带头鼓掌。张股长听说后，不免对我勖勉有加。生活上，他对我慈父般地关怀，每到星期六下午，就催我提前下班，“骑自行车回牌楼，有几十路哩。”　

在他身边工作时间不长，张股长就荣调到野寨中学，先任副校长，1984年至1987年任校长。其间，我随李远局长到野中调研，在那里住了好几天，感到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教学秩序井然。老师们说，张校长每天总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我亲眼看见，每当食堂开饭时，他都不声不响地站在饭桶边。学生看见校长站在那里，谁都不敢插队、拥挤。

后来，他担任县政协副主席，我在“两办”供职。记得有一次在交谈中，他对我说，现在很多报告中，总喜欢罗列一大堆数字，其实有的是自然发展的，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的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日后在起草报告时，所列的数字要精当。“片言之赐，皆事师也”(梁启超语)。　

2007年8月，我的两本拙著《一得集》《泥土的升华》出版。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他认真准备了书面讲话稿，作了长篇发言，就书中的内容进行精彩点评，还赋诗一首：“橘红果熟读华章，字字珠玑泥土香。土地升华描锦绣，诗心荡漾咏潜阳”，充满着老师对学生的厚爱和奖掖之情。这对于后生我，实在是无形的鞭策和激励。有这样的老师，实为三生有幸。

野寨中学80周年校庆，老校长精神矍铄，兴致勃勃地前来参加。那天作为校友，我和他的孙儿行健陪他到校园四处参观，参加校庆盛典，和他共进午餐。看到母校面貌一新，人才辈出，办得兴旺，他感到十分欣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每年春节，我或登门或电话向他老人家拜年，他都热情接待、回复。那次，去他家探望，他精神尚好，各自说起近况，相谈甚欢。临别时，还坚持要送我下楼。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思谋着，待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陪老校长到野中校园走一走，看一看。我一直盼着、盼着。然而，已经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