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野寨中学七十周年校庆献礼

      母校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素有“岳麓清华园，风景佳绝处”的美誉，这是老校长乌以风先生对她美好前程的定位和自然环境的赞美，众人周知。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很特别：东经116度,首都天安门正南;北纬30度,地球神奇之带。母校正是在这个特殊的风水宝地，呵呵（得意：）），这是我“研究”出来的。人在北京，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抚今追昔，想念起在野中的岁月。虽然我们油坝中学转到野中的同学在野中只度过一年的高二迎接高考时光（当时学制没有高三），但正是这特殊一年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从这个农村中学走了出来，开始了人生的航程。

      镜头拉回到34年前的1978年……

怎么上的野中？

     1977年春天，我从油坝农业初级中学升入油坝中学读高中，油坝农中升学的同学有：徐富贵、操成才（现改名操诚）、夏显竹、汪新兵、刘会平、王梅芳、唐神杰、何键等等。那时是春季招生，当时政策是推荐升学，不用考试。但是，油坝农中的老师和校领导基本按照学习成绩推荐，实际上没有怎么受到“文革”的影响。我们这些贫下中农的孩子真的要记住和感谢这些老师，他们是：刘灿明（后来调到教育局任教育员）、汪南松（后来调到野中任语文特级教师）、赵雯（现任上海市副市长）、陈彦（后来调到潜山一中任物理高级教师）。1977年下半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并且将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因此我们在油坝中学上了一年半的高一。1978年潜山县政府加强教育工作，决定对部分乡办高中裁并，油坝中学不再开办高二班级，但继续保留了1978年入学的高一，油坝中学1977年春季入学的高中班被整建制划入野寨中学，升入高二。
     1978年暑假，我乘到野寨公社粮站找“打工”机会（为了筹措10元学杂费，那时还没有“打工”这个词），一睹野中芳容（有点像现在高中生通过旅游参观北大、清华那样）。摸进校门看到忠烈祠，四周围着走廊，有廊凳可以坐，是红色的，我就在躺在上面休息了一阵子，当时我并不知道忠烈祠的来历，不知道是纪念国军抗日烈士的，还以为是纪念解放军烈士的，更不知道野寨中学的来历。顺着山坡往上走看到教室，发现有学生学习，怎么暑假还在学校？回家后分析加上传说得知：野寨中学原有的三个班加上油坝中学的一个班要在开学进行考试分班。我决定在白天搞“双抢”的同时利用夜间抓紧复习，迎接分班考试。学校将四个班分设一个理科重点班，一个文科重点班，其余两个班为普通班（文、理各一），结果我考了全校第八名，分在理科重点班即高二（3）班，文科重点班是高二（1）班。我们几个从油坝中学转来的同学去拜见班主任王宁泉老师，他说，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油坝中学转来的高一学生在重点班的比例与野中老高一基本相同，他很满意。这样，我们油坝中学转来的同学，在野中开始了一年紧张而又艰苦的迎接高考学习生活。

野中的教学与学习

      在学习方面野中老师教学有独到之处。一是激将法。老师将上一届的熊金虎（考入清华大学，美国某大学教授）、杨树林（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赵火应（考入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现任解放军某学院院长）等优秀学生树立为我们的榜样，要我们发扬他们那样刻苦钻研精神，经常把他们挂在嘴边，以激发我们。我们从油坝中学来的同学没有见过这些学兄，加上老野中同学绘声绘神的传说，自然他们成为我们心中是崇拜的偶像。二是测验排名法。无论是正常课程学习还是复习阶段，二周一测验，公布名单，按照纵向小组的次序排座次，靠近走廊窗户的那边为第1组，靠山边为末组。经过几轮较量，我从第2组上升到第1组（6-7名之前），住进了享受“高级待遇”的小寝室（嘿嘿，得意：）））。但是，一次由于到安庆参加全省英语竞赛，耽误了课程，数学测验好像只有20多分，结果被王宁泉老师全班同报批评，同时和我一起受到批评的还有美女徐姓同学，她的分数和我也差不多，也是第1组成员。现在想起来当时羞愧难当，但心里下定决心，赶上去！结果高考数学全校第一。回想起来，靠近走廊的第1组经常引来其他班女生假装顺便路过，我们压力山大，哪有那个心思呀！其实这种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学赶帮超”。三是死搞法。一天的时间被安排地满满的，从起床跑步到熄灯就寝，基本没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走路带小跑，后山上早读背书背单词，同学们在电灯熄灭后还有点起煤油灯继续看书的。我生怕浪费时间，一旦周末回家拿菜耽误了学习时间都很心痛，有犯罪感，是真的。晚自习时，老师抢讲台，英年早逝的化学老师汪荣来就是最为突出，据说他是南京大学毕业的；英语老师方送南教书十分卖力，结果野中在全省英语竞赛中产生轰动效应。四是老师水平高，方法得当。王宁泉老师说，只要把讲到的学会了就可以，就能考高分。我就是按照他的方法，不盲目钻难题，学了就能掌握，效率很高。现在想起来如果后来大学和工作中能如此高效，也许我也成了院士呢。由于各科均衡发展，高考分数为野中第一，但总分并不高。

      那时候同学们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深入人心呀！同学们深知高考的重要性，农村苦呀，只有考高上大学或者当兵提干，才能跳出“农门”，挤入干部队伍，不需扬鞭自奋蹄。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老师们教书育人的积极性空前爆发出来，那是发自内心的，要说中国知识分子伟大呢！我们这些人不能忘记改革开放，不能忘记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哪！

野中的艰苦而充实生活

     在生活方面，野中和全国一样还是相当艰苦，尽管当时不怎么觉得，因为我们野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子弟，吃惯了苦。野中高中同学基本来自梅城乡、罗汉乡、野寨乡、模范乡农村，吃饭要自己带米，把米变成米饭缴纳3分钱/斤柴火费，菜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有青菜、腌菜，条件好的就带焖黄豆，甚至在过年后还能带上黄豆焖猪肠，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又不容易变质捂在米饭里可以吃的，家长都设方想法为孩子准备出来。学校不对学生卖菜，可以提供5分钱一碗的青菜汤，再说我们那有打菜的钱哪？什么野中大馒头、米粉肉那时根本就不可能有，那是后来的事情。早饭是稀的，一大茶缸，根本不管用，课间一趟尿就没有啦，饥肠辘辘，很饿的，所以就出现了带炒粉。家长把米炒熟、磨成粉，让我们带到学校，和在粥里增加硬度，管事多了。晚上实在饿了，背着其他同学，就着开水偷偷吃上几挑子，权当夜宵。吃饭排队拥挤不堪，经常是头上、身上被粥、米饭搞得一塌糊涂。我个子小，排队也是白排，只能靠壮实的“大劳力”汪新兵老兄往外传递打好的饭粥。
      体育锻炼是与学习并行的要求。冬日，天还没亮，体育老师林胜的“瞿瞿”的哨声就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们那个时候正是要觉的年龄，加上营养跟不上，更加困乏，现在倒睡不着了。每天早上必须跑步，操场上尘土飞扬，操场挨着小河，在现在广场的位置。林胜老师脸膛黑黑的，搞体育的嘛，风吹日晒的，很健康，看见他耍双杠好厉害，以前我没有见过这种体育活动。他不允许任何同学偷懒不跑步，亲自到宿舍检查，教育我们：要应付复习高考必须锻炼身体，除非你有熊金虎那样好的身体就不用早起跑步。其实我在清华见到金虎学兄只是觉得他有些胖而已，那时观念胖就是身体好的标志，不像现在要减肥。冬天早上洗脸用冷水，水是从学校靠公路边的小河里打的，河水不太凉从不结冰，即使冬天河边树叶也不会落光，野中冬暖夏凉。有时候从后山的池塘里打水（现在命名为“思源泉”）。用冷水洗脸，一是为了省钱，热开水要喝还要晚上洗脚；二是为了锻炼身体，林老师教我们用冷毛巾搓脸，按摩鼻翼两侧，不感冒，这个习惯我坚持多年。
     学校允许学生每周回家一次家，拿菜、换衣服，星期六下午上完两节课往家赶，尽量在天黑之前能到家，星期日下午返校上晚自习。开始我们靠11路步行，很远的，我家河湾大队到野中有16公里，后来我们爬拖拉机，解决了交通问题。女同学有优先权，招手师傅即停，还可以坐在机头里，我们男同学只能在车速放慢的情况下，爬上去坐在拖斗里，不过这就相当好了。操小节哥哥操百海经常带我们。记得一次好像是过端午节，回家吃肉，我将家里半碗肉一扫而光。那天可能不是周末，必须在第二天赶回学校上课不能迟到，当然那时没有手表靠“闻鸡起舞”，凌晨外面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张嘴不见牙齿，妈妈点着煤油灯把我送到大路上陪着我，在公路边等了好长时间才来拖拉机，可能没有搞清鸡叫几遍起冒了早，可怜天下父母心呀！还有一次回家吃了两大碗青菜，因为好长时间没有吃到青菜。那个幸福呀！

窘迫上大学

       由于当年高考化学题太难，可能超出了教学大纲范围，我考的很差，影响了后面的科目，其实仔细想想，大家都考的不好还不是一样吗。所以对估分比上年要低很多，能否考上大学没有信心，甚至很沮丧。分数出来了，还好，野中第一名，但比其他中学的第一要低，这是后来了解到的。按照分数填志愿，我首选离家近的南京工学院，因为南京在我们心目中是好的地方，有大米饭吃，不用到北方吃苦。但是，在校长和班主任的劝说下，改报了清华大学，结果瞎猫碰上死耗子，居然录取了。记得双抢期间，邮递员在公路上大喊：“谁是周扬胜？”“清华大学通知书到啦！”“通知书在大队会计家。”我捧着碗在河边吃饭，听见如此消息激动得心跳加快，恐怕足有每分钟100次！足足呆立10分钟。我妹回忆当时情景说我差点把碗摔了。我跑步到大队会计家，他要我当场打开信封看看清华大学公章是什么样子。清华大学，那个我的小学墙壁的标语：“工业学大庆，工业学大寨，教育赶清华”，我没有做过的梦，居然成真。消息一出，奔走相告。真是金榜题名呀，第一批重点大学的录取名单就贴在县委的外墙上，北大、清华、复旦、科大等，后来我也陆续认识这些同科。我到野中向校长和班主任报告了被清华录取的消息，他们很高兴，勉励我一番。
      考上了大学自然高兴，但是又发愁起来……没有路费，没有出门的衣服，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没有棉袄，北方冷呀，没有行李箱子。二叔是大队书记，带我到教育局招生办申请困难补助，一个中年干部看了通知书一眼，二话没说就批了20块，叫我到隔壁会计室去领，自然女会计把我夸讲一番。记得给我批补助的签字是张竟达，字写得漂亮，他后来是野中校长。合肥到北京的火车票是19.5块，潜山到合肥是4.95块，加上亲戚朋友贺礼，可以上学了。
      后来听说，老师们高兴得要到我家祝贺，但是被野中孙治华书记（团委）的老同事（本队人）劝阻了，说我家实在太困难，没有能力招待一顿饭。至今我还在为此事内疚，没有摆“谢师宴”，虽然老师不可能有什么想法。

结尾

      2009年适逢毕业30年，79届高二(3)全体同学在母校隆重聚会，师生欢聚一堂。立“启航”石，设“启航”奖学金，是为野中学子捐资助学回报母校之开端。今日欣闻野寨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捐款数百万，可喜可贺。
      在野中的一年，我们没有虚度光阴，优秀的老师把我送进了大学。如果我们不在野寨中学高二学习一年，命运就不同。母亲养育了我们，野中老师培养培育了我们，野中是我们的母校。野中同学亲如兄弟姐妹，友情长存。野寨中学——我们在这里启航，我们为是您的学子而自豪，我们要为母校争光！野寨中学——您永远是我们外乡游子梦回萦绕的圣地。

周扬胜 于北京，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作者周扬胜，系1979届高中校友，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副局级干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生态环境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委常委，兼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标准与基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处长、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咨询专家、环境标准研究所所长，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总工程师。研究员职称，著有《环境保护标准原理方法及应用》）